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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研究

    时间:2020-10-08 19:3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我国法院诉讼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立案渠道畅通,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极为突出,这种现象在基层法院更为明显。因此,单一的诉讼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我国法院诉讼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立案渠道畅通,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极为突出,这种现象在基层法院更为明显。因此,单一的诉讼途径已不能满足社会公众解决纠纷的需求,加快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和相关文件均规定调解自愿原则,即只有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才能启动调解程序,审判实践中也一直严格遵循该原则,这严重制约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发挥。笔者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认为应当坚持调解在前、司法在后的理念,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建议对特定类型民事纠纷实行调解前置,建立专业化调解主体,构建分层递进、配套衔接的化解纠纷机制,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1. 创新纠纷解决理念。本文主张更新理念,正确理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调解前置的概念,在思想上、行动上重视起来,设置调解前置程序,以满足社会公众对解决纠纷的需求,减轻法院压力,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

      2. 创新调解前置的实现路径。从分析调解前置的正当性、可行性入手,主张调解前置法定包括适用案件类型、调解主体、程序法定,对调解主体进行专业化定位,创新诉调对接途径,设置科学、合理的监管及经费保障工作机制,有效实现纠纷分流,充分发挥调解前置程序的作用。

      非诉讼是与诉讼相对应的概念,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生不仅是为缓解司法资源严重不足、满足社会群众对解决矛盾纠纷的需求,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替代性,对法院审判的替代。其二,选择性,以当事人的合意选择为基础。其三,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

      美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比较完善,相关规定也比较详尽。曾经诉讼方式是美国人处理矛盾纠纷的一种习惯,但大量诉讼案件造成司法成本激增、诉讼堵塞、时间拖延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近几十年来,美国积极探索成本低廉、简单便捷的友好型纠纷解决方式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美国国会顺应民意,在 1998 年颁布了《美国替代性争议解决(ADR)法案》➁,明确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地位和类型。目前实践中,美国人适用最多的是调解和仲裁。现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已成为是美国人的首选,大部分案件能通过各种 ADR方式解决。

      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仍处在探索阶段,各地政府和法院都积极的采取措施,探索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机制”➂,广东、佛山“法院+工会”诉调对接工作模式均呈现良性发展态势。厦门在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成效最为显著,出台了我国首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

      非诉讼纠纷机制与诉讼相比,在解决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方面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在提高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和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文件中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做了规定,但均与本文所称调解前置意义不同。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率先使用了“先行调解”这一概念➃。但该条规定的先行调解是立案后、诉讼进行过程中进行的调解,仅适用于审理过程中,而不适用于立案前。也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先行调解是强制调解➄,笔者对此持相同观点。

      2012年的修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增设了“先行调解”➅,标志着我国法律正式肯定了“先行调解”这一调解制度。但是,该法仅对先行调解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先行调解的性质、适用范围、调解主体、程序等未作明确的规定和解释,缺乏可操作性,致使理论界和实务中产生争议。首先是先行调解的时间问题,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指向法院立案前或者立案后不久的调解”➆,二是“先行调解应该专指当事人将纠纷起诉至法院之后,法院在立案之前进行的调解。”➇大部分学者认同第二种观点,笔者也认同先行调解应理解为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立案前的调解。其次是先行调解是否具有强制性问题,该条规定的先行调解,仍然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只要当事人不同意,便不能启动先行调解程序,因此,该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在程序上没有强制性。

      2015年1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15﹞60号),要求有条件的基层法院对家事纠纷等适宜调解的案件探索建立调解程序前置。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也要求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二者用语虽略有差别,一个是调解程序前置,一个是调解前置程序,有学者对二者的侧重点进行了阐述➈,但从内容上来看,二者均未摆脱自愿调解的束缚,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仍要求法院“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在登记立案前不能强制适用非诉纠纷解决程序。

      调解前置是指对法定的民事纠纷,在当事人起诉至法院之后,启动诉讼程序之前,不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过程,调解不成再转入诉讼程序。调解前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调解前置在性质上仍属于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与诉讼程序不同。第二,适用的时间节点是在当事人起诉至法院之后,启动诉讼程序之前。第三,调解的案件范围、程序上具有法定性,由法律对民事案件的范围、程序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第四,程序适用上具有强制性,不经当事人的同意,法院直接启动调解程序。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调解前置含义不同,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区别。调解前置在性质上仍属于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具有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一般特征,如替代性、解决纠纷的功能、调解协议不具有司法性和直接执行力等,但其又有自身的独特属性。

      目前,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法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减弱了调解的作用和功效,不利于调解工作开展。以商丘地区法院为例,2018年底以前,各基层法院普遍将诉前调解变相作为案件“蓄水池”,没有真正开展有效的诉前调解工作。虽然大部分法院都设立了调解工作室或有调解场所,但自2019年以来,全市法院诉前调解案件录入数量下降,1-5月份录入诉前调解案件较多的宁陵县法院,也只有205件,全市法院1-5月份诉前调解案件调解成功率只有7.4%。这种情况在基层法院并不少见,分析其原因,除了有调解人员少、调解案件少、成功率不高、调解模式单调等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程序缺乏统一性,从法制层面上讲,诉讼(包含诉讼调解)、仲裁相对完善,非诉讼调解主要见于《人民调解法》,缺乏相应的操作规范,虽然具有灵活、便捷及非正式的优点,但与严格的诉讼程序相比,其更容易因程序上的缺陷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且调解协议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其二,适用案件范围不明确。适用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调解的民事案件范围主要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中,致使各地法院在引导当事人适用调解程序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偏差。

      其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和权利观念深入人心,普遍认为诉讼是解决纠纷最好的途径。其二,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调解博弈策略,往往不愿意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可以说,程序上的自愿选择性影响了纠纷解决的效率,遏制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违背了设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初衷。

      其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协同性不高。人民调解、仲裁、行政调解等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和协调合作。其二,诉调对接渠道不畅。人民调解协议书司法确认率较低。当事人选择非诉讼纠纷机制处理纠纷往往不能一步到位,增加了当事人的成本。

      实践中,对调解人员的选用标准不统一,且门槛较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因此导致调解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欠缺,不能适应社会矛盾纠纷类型化、新型化的需求,不能给当事人提供专业的纠纷解决方案。

      其一,专业调解组织的经费基本来源于主管部门的业务经费,未列入财政预算。很多专业调解组织因难以获得持续、有效的经费保障,导致场所、人员没有落实,调解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其二,公、检、法各机关对其委托的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经费,没有很好的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的解决。

      近年来,特别是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大量纠纷涌入法院,矛盾纠纷类型也呈复杂化趋势,各地法院都面临极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法官员额制改革在使法官精英化、专业化的同时,法官的数量也明显减少。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都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缺乏强制性,而当事人往往不愿意选择适用该程序解决纠纷,纠纷处理结果达不到设立该机制时的预期,最终导致无法保障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最优化利用。而且,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旦被恶意利用,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社会效果。因此,设置调解前置程序,通过对当事人的意愿加以限制,用适度强制的方式将法定的一部分纠纷特别是家事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等加以分流,将这类纠纷引入更适合的、非对抗性的调解程序,往往更能快速、有效的解决纠纷,真正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发挥调解程序的预期价值。实际上,对法定类型案件设置调解前置程序,不仅符合程序相对称原理➉,让纠纷通过最合适的程序得到解决,也能减轻法院负担,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用来解决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最大程度的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调解前置具有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自由,是对程序自愿原则的突破,但这种限制是有限的、适度的,具有柔性特征,即仅限于调解程序的启动,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仍有选择权和拒绝权,其有权选择如何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是否达成调解及调解内容完全依赖当事人的意愿,并不会侵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调解不成,当事人仍可以进入诉讼程序,其诉讼权利也并未消灭。

      调解前置不仅能避免过分强调当事人自愿原则而影响审判效率,也能避免因追求效率而损坏公正的现象。

      “调解优先”理念一直贯穿于我国民事诉讼全过程,涵盖了一审程序中各个阶段,包括立案前的调解、立案后的调解(开庭审理阶段的调解和法庭辩论终结后、作出判决前的调解)。这一原则,强调了调解在程序上的优先选择性,也就是说,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时候,首先要考虑选择适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特别是在立案登记制、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调解应是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而调解前置正是针对部分案件设置的优先强制适用程序,是对调解优先原则的充分贯彻。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该条规定了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具有一定强制性,与本文所述的调解前置相近似。目前,法律上规定的适用先行调解案件,从性质上看多是诉讼标的额较小、家庭之间、熟人之间的纠纷,那么,在减轻法院压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趋势下,将调解移至诉前,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也未尝不可。

      《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对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该法第15a条规定了以下几种特殊种类的民事案件必须在调解后才能进入诉讼,即地方法院受理的财产争议低于 1500 马克的案件;邻地争议,但涉及经营活动的除外;没有经过媒体、广播报道的个人名誉损害。⑪

      日本《民事调停法》第 13 条规定:“如果调停委员会认为案件的性质不合适进行调停,或者当事人怀有不正当的目的而胡乱提出调停时,调停委员会可以终止案件而不进行调停。”可以看出,日本的民事调停程序不因当事人的意愿而启动,法院是否受理民事纠纷,主要考虑案件的性质及申请内容是否合理。⑫日本的《家事审判法》也引入了调停前置。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案》第53a条款授予了法院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命令调解的权力,即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调解解决。命令调解机制具有几个特定,其一是适用案件范围由法官决定,法官垄断了调解程序开始的决定权;其次是该命令调解是诉讼系属的调解,性质上为诉讼调解;其三是强制限度较大,不仅在详见程序启动上法官可以进行决定,在调解主持人的选任上也是由法官决定。⑬

      从表面上看,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或者调停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该限制只是程序启动上的适度限制,并不强迫当事人达成一致的协议,实质上当事人仍然享有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将强制因素注入调解当中,也正是基于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有效解决纠纷的综合考量。

      笔者认为,设置独立的调解前置程序是实现民事纠纷调解前置的合理路径,调解前置程序具有法定程序意义,调解不成再进入诉讼程序,调解前置在性质上仍属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范畴。

      合法是行使一切权力的前提。调解前置是对当事人诉权进行适度的限制,因此,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法律有权加以规定。加快立法进程,对调解的案件范围、原则、主体、期限、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等尽早作出具体的规定,明确法院的指导地位和调解前置的法律地位,以便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在目前尚不具备立法规定调解前置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加以规定:一是通过全国人大授权的方式,选择条件成熟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二是通过司法解释方式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先行调解”的含义和具体适用作出解释,使其符合调解前置的特征。

      在调解前置的情况下,必须慎重、明确确定哪些类型案件适用该程序,以便当事人明白何种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程序,以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

      关于如何确定适用调解前置的案件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李浩教授将纠纷划分为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不适合先行调解的纠纷和可以先行调解的纠纷⑭;范愉教授划分了不同的案件类型,设计了不同的纠纷解决程序。⑮

      中央办公厅60号文件《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要求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法院探索家事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小额债务纠纷、劳动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额债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管理等适宜调解的纠纷探索适用调解前置程序。

      笔者认为:首先,采取正面列举的方法列举适用调解前置的案件类型,主要指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包括:一是家事纠纷,包含离婚、同居关系、继承、赡养、收养、监护关系等引起的纠纷;二是侵权责任纠纷,包括交通事故、工伤事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医疗纠纷等;三是社会关系纠纷,包含相邻关系、合伙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引起的纠纷;四是小额债务纠纷,包括民间借贷纠纷、合同纠纷等,五是其他适合调解前置的案件。

      其次,采取反向排除的方法排除不适用调解前置的案件类型,包括:一是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物权、合同效力等确认纠纷;二是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三是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纠纷;四是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纠纷;五是法律规定的其他不适宜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纠纷。《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5a条也规定6类虽然符合调解条件,但由于特殊原因被排除在起诉前强制调解之外的纠纷,包括:《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3条所规定的变更之诉、第324条所规定的对抵押的附加请求之诉、第328条所规范的涉外之诉、反诉以及有期限之诉。⑯

      关于谁来担任调解主体问题,各国(地区)立法中有不尽相同的规定。德国诉前强制调解主体由法官之外的人士担任,法律专业人员有律师、公证人和退休法官,非法律专业人员有调解委员会;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则由法官担任解纷人—法官或单独调解,或作为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与调解。

      笔者认为,调解前置程序中,应由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和人员实施调解,法官及法官助理等法院工作人员不再参与调解过程。理由是:第一,调解前置程序实质上是非诉讼调解,该程序是在登记立案之前,纠纷还未进入诉讼程序,法院没有干预的必要。第二,设置调解前置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让法官担任调解纠纷的主体,仍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第三,法官担任调解主体,容易产生“调审不分”、“以判压调”等问题,使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产生合理怀疑。第四,我国调解资源丰富,从事调解的人员众多,充分有效的利用好调解资源,才能为当事人提供更便捷、有效、多样的纠纷解决渠道。

      法院要严格遵守既定程序。第一,收到当事人的起诉材料后,对法定类型的案件做好调解引导工作,在3日内登记,并向原、被告双方送达调解通知书,由当事人从调解员名册中协商确定调解员,协商不成的,由法院确定。法院出具委托书,委托当事人选定或法院确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一般由一名调解员进行,对于比较复杂或者当事人要求两名调解员调解的,可以确定两名调解员进行调解。第二,为避免产生“久调不决”的现象,调解的期限以30日为宜,有特殊情况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适当延长调解期限,但总计不应超过60日。第三,调解成功的,调解员应在调解结束后3日内将材料移送法院立案庭,由立案庭办理相关终结手续。调解不成的,立案庭在收到移送的案件材料并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后,在7日内登记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第四,统一收费标准。调解是为当事人提供低成本、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应适用较低的收费标准,不应按纠纷标的额收费。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收取费用,例如,可以按件收取200元-1000元不等的调解费用;对于调解不成转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按照相关规定收取诉讼费。

      只有最大限度的整合调解资源,才能使调解组织和人员有能力承担新形势下的岗位职责,为调解前置的实施提供人员保障。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须经由法院通过选用程序确定,并登记在册,不经过法院选用程序选用的社会组织和人员不能接受法院委托进行调解。对选用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进行考核、考试,力争打造一支懂政策、精法律、肯吃苦、善化解、结构优的调解队伍。

      在法院内部设置调解室,法院加强对调解室业务指导,不断提升品牌调解室的各项软件、硬件实力,健全各类配套制度,真正成为全地区各类调解组织的龙头。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以期涌现出更多的品牌调解室和更多的金牌调解员。

      由综治、司法行政、法学会和部分法律院校在各地设立的法律服务中心、咨询中心效果良好,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加以推广。充分吸纳退休法官、检察官和法学教师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纠纷咨询、调解工作。鼓励和规范律师从事调解工作⑰,规定在职律师每年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和调解服务。鼓励专业组织参与对特定专业类型的案件参与调解。

      加强对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定期开展调解和法律适用等专题培训、个案分析、庭审旁听等活动,不断增强调解员的法律业务水平和纠纷化解能力。探索以收案数量、调解率、自动履行率为一体的量化考核体系,对调解能力强、成绩好的推荐评优评先,并给与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不遵守纪律,拉纤或参与虚假诉讼的,该清退的清退,该处分的处分。

      首先,开通绿色通道,对调解不成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后直接转入诉讼程序,无须当事人二次起诉,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其次,为避免诉讼拖延,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根据一方当事人申请并经另一方当事人同意,不再给当事人答辩、举证期限,直接进入庭审阶段。

      司法确认是对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是诉调对接的重要制度。调解前置在性质上仍是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调解主体是法官之外的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该调解与法院调解不同,不具有司法效力,其调解协议也不具有直接执行力。但该调解又是经法院委托的调解,与一般的非诉讼调解不同,其调解协议的效力应高于其他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这种效力体现在司法确认上即是:如果当事人不能即时履行调解协议,当事人要求司法确认的,及时引导当事人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司法确认;另外,法院也可以以职权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调解前置不意味着把处理纠纷的责任由法院转移给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相反,法院对于委托调解的纠纷仍然要履行监督、介入职责。第一,坚持调解的保密性原则,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因调解不成而对案件审理产生影响,避免产生损害司法公正的现象。第二,对案件进行认真筛选,遵守调解期限的规定,加强对调解期限的监督,防止久调不决。第三,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法院官网等对社会公布调解前置程序,加强社会监督。第五,做好经费保障工作,法院应将该部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从本单位经费中拨出专款用做调解经费,以提高调解员的积极性,有效化解纠纷。

      ② 该法案规定 :“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包括任何除了由主审法官主持的审判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参与帮助解决争议点的过程或程序,采用的方法包括第654条至658条所规定的早期中间人评估、调解、微型审判及仲裁。”

      ③ 郑福余:《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二)劳务合同纠纷;(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五)合伙协议纠纷;(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⑤汪晖、阙云飞:《民事纠纷调解前置及其实现路径》,载于《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31期。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⑧李德恩:《先行调解制度重述:时间限定与适用扩张 》,载于《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

      ⑨ “调解程序前置侧重强调一种主张和要求,调解前置程序侧重强调一种诉讼程序。”汪晖、阙云飞:《民事纠纷调解前置及其实现路径》,载于《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31期。

      ⑩ “纠纷解决机制的设计应当与所处理的案件的性质、特点相适应,即纠纷解决机制的设计应当遵循程序相称原理。所谓程序相称,就是指程序的设计应当与所处理的案件的性质、争议的金额、争议事项的重

      要性、复杂程度等因素相适应,由此使纠纷得到适当处理。”参见刘敏:《论民事诉讼前置程序》,载于《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

      ⑪章武生、张大海:《论德国的起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载于《法商研究》2004年第6期(总期104期)。

      ⑫ 李璇《对法院调解启动自愿适当限制的探讨》,载于《法制与经济》,2017年09期。

      ⑬[澳]劳伦斯博尔.中国澳大利亚“纠纷解决替代机制与现代法治”研讨论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转自刘冰:《论我国民事纠纷“强制调解制度”》,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⑮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司法改革整体目标的实现》,载于《人民法院报》,2016年1月20日。

      ⑯ 章武生、张大海:《论德国的起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载于《法商研究》2004年第6期(总期104期)。

      ⑰ 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健全律师调解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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